導演陳怡蓉將西格蒙德·佛洛伊德(Sigmund Freud)對朵拉(Dora)的案例研究融入VR體驗中,以此讓觀眾對患者產生同理心

Dora
Taiwanese director Chen Yi Jung re-imagined Freud's famous case of Dora for the 21st century.

[台灣導演陳怡蓉為21世紀的觀眾重新詮釋佛洛伊德著名的朵拉案例。]

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案例研究涉及一位被他稱為朵拉的 18 歲女孩,身為精神分析學創立者的他診斷她患有「歇斯底里症」(hysteria)。此外,透過夢境分析,佛洛伊德得出結論,她的病情是由被壓抑的同性戀傾向而引發,她對曾向她求婚的一位世交的妻子產生了愛慕。

對這個充滿時代感的性別歧視案例研究台北導演陳怡蓉深感興趣,以至於她創作了VR 體驗的沉浸式作品《朵拉》,讓觀眾能夠體驗這位半身癱瘓少女的催眠治療,夢境和治療過程。主角朵拉在擠滿圍觀者的劇院裡經歷這一切。

“眾所周知,看電影時,觀眾須要從導演一幀幀建構出來的作品獲取內容,” 陳怡蓉透過 Zoom 告訴 Pancouver,“體驗VR時,導演邀請觀眾共同創作與體驗,帶領他們進入一個通常以第一視角敘事的領域。”

她透露,她先在綠幕前拍攝演員們的表演,然後移除綠色背景並對演員們的表演加以後製。

“我們還拍攝並掃描了2D物體,然後將圖片轉換為動態,以此創作具有層次感的場景,” 陳怡蓉解釋,“觀眾可以在各層之間移動並與物體互動來觸發朵拉的記憶。而且層次感還帶來酷炫的扭曲效果和窺視角度,使體驗更加有趣。”

導演陳怡蓉認為VR是用來重建夢境的理想方式,因為兩者都是透過第一視角感受事物。

陳怡蓉的《朵拉Ep.1》在2023年高雄電影節首映。她將在今年 10 月的同一電影節上提供時長30 分鐘的完整作品。

Dora
Chen Yi Jung uses animation to help convey what Dora experienced.

[陳怡蓉用動畫來傳達朵拉的經歷。]

朵拉與真人演員互動

目前《朵拉》每次只能一人體驗成為病人的感受。

“但我們正在開發一個多人版本,讓多人可體驗 MR(mixed reality:混合現實),沉浸式混合體驗,” 陳怡蓉說,“它將劇院與真的演員結合起來……因此,人們可以戴上VR眼鏡,使用劇院模式,並製作場景。”

“真的演員在他們面前表演,” 她繼續說,“然後,我們將關閉劇院模式,觀眾也可以進入VR環境。”

導演陳怡蓉強調佛洛伊德在治療朵拉時,他是以明顯的男性視角去看待事物。

“在探索她的夢境時,他非常關注性相關事物,並經常以直率的方式解釋它們,” 陳怡蓉說。 “他揭露了她隱藏的性傾向並向她提及。”

她說,過去,人們只相信男人才有治癒的神力。此外,陳怡蓉認為社會透過控製女性的生育和教育來迫害女性。宗教和醫學提供了有關不道德的理論,轉移了人們對無法解決的問題的注意力。

陳怡蓉指出,英文「hysteria」一詞源自希臘文「hystera」,意思為「子宮」。

“歇斯底里的激情具有類似於戲劇的戲劇性和精神症狀,” 她說,“它主要影響年輕的未婚女性。人們認為歇斯底里症是由子宮問題引起的。”

一個多世紀後的現在,大多數醫生不再接受歇斯底里症的診斷。

去年高雄電影節上,有些男性觀眾將自己置身於朵拉的立場,因此,他們能經歷女性在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遭受的醫療歧視。

“實際上,我希望男人們,尤其是觀眾中的男人們,感受到朵拉不舒適的經歷,” 陳怡蓉說道。

Dora
Dora‘s sets include surrealistic art,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the rise of psychoanalysis.

[朵拉的佈景包括超現實主義藝術,受到精神分析興起的影響。]

法國留學

陳怡蓉看到了早期心理學和電影的相似之處。兩者均出現於 19 世紀末並都受到科學家們的重視。

佛洛伊德在巴黎向19 世紀法國神經科學家讓·馬丁·沙爾科(Jean-Martin Charcot) 那裡了解了催眠術,沙爾科在1893 年過世。兩年後,盧米埃兄弟(the Lumière brothers)奧古斯特(Auguste)和路易(Louis)在巴黎放映了他們的第一部電影。在20世紀,佛洛伊德的理論影響了一些編劇。

陳怡蓉在里昂第二大學學習關於佛洛伊德的事,包括他的潛意識理論是如何影響當代拼貼藝術的發展,她把這個超現實主義意象加入《朵拉》中,將夢境視覺化。

“當我在法國學習電影時,我們從精神分析角度來審視電影,” 陳怡蓉說,“因此,有一天課上,教授將無聲電影演員的表演與過往病患的面部表情和肢體進行比較。”

陳怡蓉表示,法國的電影教學與美國電影學校提供的教學有很大不同。

“我們不學習電影製作的技術,因為我們認為那些技術可以在進入行業後再學習,” 她說,“所以,法國電影教學注重人才,注重他們的獨立思考性與創作性。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美學,哲學,電影史,心理學或社會學。”

在創作任何作品前,陳怡蓉都會搜尋大量資料,她以紮實的理論基礎支撐著她的作品,無論是文學,史學,性別研究或宗教方面的。

“這種資料搜尋過程確實有助於我作為導演的工作,讓我在創作過程中感到安心和舒適,” 陳怡蓉宣稱。

[請觀看陳怡蓉在 YouTube 上對《朵拉》的宣傳。 ]

創作有意義的電影

除了VR作品外,陳怡蓉還執導傳統電影。她的第一部長篇故事片《Granny Must Die》(奶奶必須死)透過荒誕幻想的鏡頭敘述世代差異問題。她打趣說,她的電影並非關於每個人都想殺死他們的祖母。

“這是個關於嘗試與需要照顧和家人的老人對話的故事,” 陳怡蓉說道。

明年,她將拍攝第二部長片《The Grandmaster’s Gift》(特級大師的禮物),探討台灣嚴重的政治分歧。故事背景設定在 2000年代初,主角之一是一位前國民黨士兵,同時也是中國象棋特級大師。他遇到了一個男孩,男孩的父親是一名計程車司機,也是一位單親爸爸。

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失利後,這位前士兵隨蔣介石的軍隊從中國移居台灣。他生活在一個由熱心支持國民黨的國民黨退伍軍人組成的社區。這個由蔣介石創立的政黨與在2000年代初擔任總統的主權民進黨相比,更熱衷於與中國和解。

在即將上映的電影中,這位前士兵與支援台獨的計程車司機發生激烈的糾紛。但多虧了司機的兒子,他們找到了共同生活的方法。

作為一個導演,陳怡蓉沒有遠大的目標或包羅萬象的哲學觀。

“我認為生命短暫,我從事的每個作品都是我時間及精力的耗費,” 她說,“因此,重要的是,每個作品都要有趣且有意義。這樣,我的作品保持真實感,我可以將精力投入到對我真正重要的故事和想法上,希望對我的觀眾也是如此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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