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陈峙维
大家或许听过一个中华民国的「国语」如何制定的故事。中华民国成立时，政府要选一个方言做为国语，当时北京话已经通行全国，自然成了首选。然而，因为首创革命的中山先生是广东人，所以部分人士支持以广东话为国语。双方僵持不下，只好投票决定。最后广东话输了一票，所以国民政府就采用北京话为国语。真的假的？这篇就来谈谈这段现代汉语发展的往事，一探关于制定国语的传说。
国音的初次制定
先要厘清的是，国语并等同北京话。有些人认为，国民政府推行国语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卷舌讲京片子。然而，即便国语确实是以「北京官话」为基础订定的，有很多「京音」，但有京音不代表国语就是北京话。北京官话是清朝中期以来，以北京方言为基础自然发展而来的官僚通用语，是民国成立之后审定国音的依据。而北京话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所说的方言，老北京要是认真起来，用道地浓厚的京腔和词汇聊天，外地人未必都听得懂。
其次，国语一词的现代意义——国家明订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，其实源自日本。《国语》原本是成书于战国初期的一部史书，记录的是周朝王室和几个诸侯国的历史，但这一词被日本人赋予了新的意涵。就如同经济、主义、电话、元素等，国语一词是「和制汉词」，是19世纪中期以来，日本人翻译西方各类学术著作时，借用中国古籍中的旧词，或自行用汉字创造的新词，用以表述西方引进的新概念或事物而来。
1902年，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伦赴日本考察近代教育，发现日本推动国语有成，教育普及而国力强盛。他深受震撼，瞭解到统一语言的重要性，返国后积极推动国语，国语一词的概念就此传入中国。1909年清廷资政院正式将「官话」更名为「国语」，并成立国语编审委员会，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，清廷的中央教育会议进一步通过《统一国语办法案》，国语一词进入国家法规，成为国家标准语言的名称。
中华民国创建后，教育部门继续推动制定国语，首要之务是统一汉字读音。1913年「读音统一会」召开，各省代表和学者共44人经过讨论，依每省一票的方式，投票议定了6,500多个汉字的标准读音，制定以「京音为主，兼顾南北」，具有入声的「国音」。同时正式制定「注音字母」，做为学习国音的拼读工具。满清以来，虽有北京官话做为通用语，但许多汉字的读音仍未统一，国音的制定，是中国史上第一次由公部门召集会议审定字音。
国音的再次修订
1919年教育部成立「国语统一筹备会」，以1913年制定的国音为基础，1920年出版《国音字典》，但之后没多久便发生「京国之争」。部分人士认为应该以北京官话为依据，而不是举手表决的拼装式标准，另一部分则支持当年投票审定的国音，兼顾南北语音的方案。北京官话的语音和读音统一会的国音各有拥护者，于是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另外设置「增修《国音字典》委员会」，1926年正式召开审查会，共有5位委员出席，再次逐字审定字音。
最后这场争论由京派胜出，会后确立以北京官话的字音声调为标准，重新订定国音，并完成「增修《国音字典》稿本」。1931年教育部便以这份稿本中重新审定的读音为依归，颁布「国音常用字汇」，1932年正式出版《国音常用字汇》，取代早年的《国音字典》。此后政府机关、各级学校、广播媒体以此为国语的标准音，教育界便称1913年制定的读音为「老国音」，1932年颁布的这一套为「新国音」。
新国音以北京官话语音为基础，因此对老国音当中许多来自南方的语音做了调整。包括「入派三声」，将如原本「七」、「十」、「百」、「六」等入声字，分派到平、上、去三个声调中。还有「尖团合流」，把原本声母分别为「尖音」「ㄗ」、「ㄘ」、「ㄙ」，如「精」、「清」、「心」的字音，并入「团音」「ㄐ」、「ㄑ」、「ㄒ」。此外，废除分别如「微」、「偶」、「尼」等字的浊声母「万」（v）、「兀」（ng）、「广」（ñ）。
上面这一段说明充满语言学专有名词，读来晦涩难懂，但其实简单来说就是，新国音采用北京官话的语音，不再顾及南方了。今日台湾各族群间通用的「国语」与中国法定的通用语言「普通话」，都是以这套新国音基础。当年一群人用看似民主的表决方式制定国音，其实不但违反语言自然发展趋势，也缺乏社会基础。结果因推动上窒碍难行，连第一线教师都无法流畅使用，所以最后教育部门还是决定，以全国通行已达一定程度的北京官话来订定国音。
持续存在的传说
中国从清末开始筹备，到民国创建后才制定的「国语」，因时空变化与移民迁徙的关系，尽管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上后来在华人世界里陆续有不同发展，但这个投票的传说似乎一直存在。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，真的有投票这回事，但不是投票表决以哪个方言为国语，而是投票决定几千个汉字的读音，颁布全国做为标准国音。期盼无论说国语、普通话、华语，或说现代标准汉语，大家都能认识这个传说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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